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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七:企业免责条款的实践运用问题

典型案例:周麟商业贿赂案(舟市监处〔2018〕5号)

当事人周麟从事药品业务推销过程中,为提高自己所推销的药物销量,需要拿到医生的统方数据,根据每个医生的使用量给医生相应的好处,鼓励医生多用其所推销的药物。当事人于2008年上半年开始至2015年6月期间,先后暗中给付对掌握医生统方数据的医院工作人员现金共计48,000元,并由此持续获得提高其所推销药品的销量及与医生往来过程中的相关便利条件。至案发,当事人通过行贿手段得到药品统方,但因药品统方促进药品销量所产生的非法所得难以计算。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分析:

根据新《反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经营者有证据证明员工的商业贿赂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企业本身可以免责。该条款是中国反商业贿赂法律规定的一个突破,对于鼓励企业主动开展商业贿赂合规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该条款的实践运用情况也备受关注。而本案及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期查处的另2起类似案件[1]可能是观察这一问题的一个有益视角。从处罚决定书中的案情介绍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三起案件的当事人的身份为医药代表或者医药销售企业的工作人员。而在既往案例中,工作人员贿赂医生的行为,医药企业将难辞其咎。然而,执法机构在上述三起案中将案件定性为相关个人“为提高自己所推销的药物”而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从而对其个人予以行政处罚。相关医药企业则并没有受到牵连。对此,我们的合理推测是,该3例案件中,有较大的可能相关医药销售企业通过一系列合规措施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行为与为企业谋取竞争优势或者交易机会无关,从而得以免责。虽然由于所披露的信息有限,我们尚无法探究该3案中医药销售企业的证明方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中企业免责条款适用的现实可能性。

注释:

[1] 其余两起分别是附件案例44李文君商业贿赂案、案例45李朝恩商业贿赂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