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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见白领犯罪类型及案例分析

(一)商业贿赂

在当今中国,“反腐”受到国民的广泛关注,反腐败斗争日渐深入商业领域。在过去的2019年,企业反腐浪潮席卷金融、互联网、医疗、房地产、汽车等众多领域,认真梳理众多企业与金融机构披露的反腐公告,不难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触犯红线者都是在企业和机构内部拥有一定职级与职权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员通常利用他们在相关业务领域的职务便利,在对外商业活动或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实施或收取商业贿赂,交换不正当的商业利益。

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违规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数额较大或巨大的,将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上述人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务,数额较大或巨大的,将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如果存在受贿行为的员工属于“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还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构成“受贿罪”。同时,如员工存在对国家工作人员或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公职人员行贿行为的,将分别构成“行贿罪”或“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在实践中,基于白领犯罪高智能、隐蔽性强等特点,商业贿赂行为不止简单地表现为不合理的现金、有价证券和实物馈赠,为掩盖犯罪性质,还较为普遍地以其他隐蔽形态的财产性与非财产性利益给付和收受,例如:减免债务,提供担保,免费娱乐与过度招待,提供考察和旅游机会,提供子女学业、个人荣誉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特殊待遇等。除此之外,在交易活动中,支付回扣、或假借佣金之名(支付佣金但不如实入账)进行商业贿赂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案例1:孙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2019)沪0114刑初1775号

基本案情

孙某某曾担任富士通公司第二制造部部长、制造统括部部长代理等职务。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孙某某利用其负责管理第二制造部部品加工一课等职务便利,为部品加工一课课长辅佐吴某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吴某给予的钱款。其间,吴某作为孙某某的下属,为了讨好孙某某、保住自己的位置以及让孙不阻止其介绍的生意等,通过刘某的银行卡给孙某某打了几十笔钱。2017年年初,吴某和孙某某说有短期理财,孙某某给吴某10万元,一个多星期后,吴某将本金及利息105,300元转给了孙某某。2016年,孙某某要买房向吴某借款,开口大约借50万元,吴某有钱的时候,就通过刘某的银行卡打给孙某某,其与孙某某的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借款利息,也未写过借条、收据,孙某某从来没有和吴某说过要还钱。孙某某及其辩护人认为,孙某某向吴某的借款80余万元不属于受贿,应在犯罪金额中予以扣除。

 

裁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某向吴某借款,但借款前后均未与吴某明确借款金额,借款时未出具借条、收条、未约定还款期限、借款利息,且孙多次供述中对借款金额、借款理由前后不一,所借钱款实际也未用于所称的购买房屋等,孙某某虽有还款能力,但实际未归还借款。孙某某的行为系以借款为名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上述款项应当认定为受贿金额。孙某某作为公司员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36万余元。

 

案例点评

权力寻租是企业员工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除了被动地收受他人的行贿外,不乏很多掌握着某些领域支配权力的管理人员主动以职权为筹码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甚至存在索贿情形。同时,有鉴于白领犯罪高智能的特点,有关人员在行贿、受贿时会倾向采用隐蔽性更强的变通手段。

本案中,被告人孙某某主张他人给予其的款项属于借款,应按债权债务而非受贿金额认定。法院最终结合当事人对于款项金额、用途等实际情况认定孙某某系通过借款等变通方式收受贿赂,进而将相关款项计算进受贿金额,也体现出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中刺破表象严格审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