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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益冲突于中国法项下的管制体系

从明文立法层面,利益冲突机制在我国多见于经济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且很多规范性文件较新,某种程度上,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1]的出台是有密切关联的,也是符合国际上于公共领域任职事务的治理趋势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公职身份所代表或者维护的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2]”。相关公法法律渊源虽然不大可能直接作用于私法领域,但其对利益冲突可谴责性、可处罚性的认定、利益冲突内涵及外延的界定、处置方式等方面的规定,都是非常有益的借鉴与参照。

从合规管理的角度,《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的相关界定可称典范,其所确定的相关概念或范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迁移至劳动法领域:

• 本规定所称利益冲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或者特定关系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该冲突可能影响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并直接或间接地使本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获取不正当利益。根据利益冲突发生的过程,将其分为以下三类:(一)潜在的利益冲突,即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二)明显的利益冲突,当前极有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但尚需进一步核实;(三)事实的利益冲突,已经发生的实际冲突,已构成损害公共利益的违规违纪行为。(该规定第三条)

• 本规定所称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及非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是指可直接用货币计量价值的利益,包括货币、有价证券、期权、债权、房产等在内的财物。非财产性利益是指难以直接用货币计量价值的利益,如晋职提级、评先选优等。(该规定第四条)

• 本规定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亲属关系①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 (注:①亲属关系包括:(一)夫妻关系;(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该规定第五条)[3]

• (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当)利益;以在其他经济实体、社会团体兼任实职或担任顾问等名誉职务等形式,领取报酬的;在特定关系人提拔、晋升、减轻或免予处理等方面施加影响,提供便利的;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职或退休后收受请托人给予的利益的;为特定关系人违规提供债务担保的; 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财物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的;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以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利益的;违反保密法规及相关规定,提供经济金融统计数据、经济决策、政策信息、资金清算、支付交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信息等重要信息的;违反规定多占住房,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用公款支付特定关系人学习、培训、旅游等因私费用的。(综合该规定第七条至十一条)[4]

在私法领域,利益冲突最重要的渊源乃《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及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5]

注释

[1] 该规范已经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所替代。

[2] 节选自《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工作人员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十四条。

[3] 该部分对于特定关系人的界定,极大地有助于用人单位在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时参考。但对于恋爱关系、同住人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前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例如来自于同一社会组织、同一社交圈或同一社区等)、共同投资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等能否被界定入构成利益冲突的特定关系,于实务中存疑。尽管用人单位可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凭用工自主权尝试进行界定,但其合理性审查仍有赖于仲裁员或法官在相关案件和情形中的自由裁量。

[4] 该部分对于滥用职权、禁止兼职(但要求有收益)、近亲属任职回避或禁止、滥用公司资源、商业贿赂、潜在职务侵占(包括自我交易)、违反保密义务等常见的利益冲突行为均有所涉及。

[5] 劳动法当中尚无此种“归入权”救济,比较常见的救济策略是,若员工的行为已经构成“白领犯罪”,则依据刑事附带民事的原则进行求偿;但,若员工的行为仍停留在民事领域,对其追偿将因“赔偿限额”原则和“与有过失”原则的综合适用而大受限制。具体可参阅于某某因与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2012)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082号)。